龙纹饰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邃的文化内涵，列于中华文明的瑰宝之林，成为连接古今、跨越时空的艺术桥梁。为系统探究龙纹饰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明晰其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形态及演变脉络，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组建了龙纹饰课题组，研究成果《龙影长存——中国龙纹饰研究专辑》一书日前正式出版。 青花缠枝莲纹龙纹盘  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藏 龙纹饰作为中国文物艺术的瑰宝，从商周的青铜器到秦汉的玉雕，从唐宋的瓷器到明清的织锦，龙纹饰以其多变的形态、丰富的色彩和精湛的工艺，展现了古代工匠的智慧与才华。每一幅龙纹图案，都是一份艺术的创造，一次心灵的抒发，它们或矫健有力，或柔美灵动，或威严庄重，或神秘莫测，共同构成了华夏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在《龙影长存——中国龙纹饰研究专辑》的编纂过程中，课题组成员进行了大量的文献调研，梳理了国内外关于龙纹饰的研究现状。从历史、艺术、文化等多个角度，对龙纹饰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内容主要包括，古代龙纹饰的起源与发展、龙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龙纹饰在不同艺术形式中的表现，以及龙纹饰的文化象征意义及其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创新。 龙纹饰中蕴含着深厚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和谐、团结和力量的追求。龙纹饰的每一次变化，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风尚和文化氛围的变迁，成为了人们了解古代艺术和文化的重要窗口。 玉龙首梳  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藏 《龙影长存——中国龙纹饰研究专辑》一书的出版，为龙纹饰研究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为研究及收藏爱好者们提供了更全面的参考坐标，推动了纹饰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希望这本书能成为华夏文明传承与弘扬之路上的一块坚实砖石，以对龙纹饰艺术的系统呈现与解读，为守护和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贡献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砚，又称砚台。它作为中国传统文房用具之一，是用来研墨的器具。它融雕刻、文字、历史、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于一体，是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观赏价值的传统工艺品。从宋到清，历代文人学者多对其进行著录，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华砚文化。几十年来，各地文博系统陆续出版了不少馆（院）藏砚类图录，其中最新者，当属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编的《百砚千姿：古砚研究专辑》（下文简称《百砚千姿》）。纵观全书，其重要特点是集中体现了晚清以来北京地区二百年来文人藏砚之趋势。具体而言，本书有以下三个特点。 特点一：书中所录文人藏砚，有着明显的品牌效应。其表现有二：一是人们对于端砚的追捧；二是人们对于制砚名家作品的青睐。关于前者，涉及清代各种石材的大量涌现。清代藏砚爱好者关注的重点，在于砚石的质与色。书中所录砚台的石材丰富多样，一般具有石质优、发墨好、雕琢精致、耐人品鉴的特点。经统计，本书收录的砚台一共有133方，除唐宋“四大名砚”端、歙、洮河、澄泥以外，其他佳砚品种也有不少，如砖瓦砚、玉石砚、漆砂砚、松花石砚、菊花石砚、青金石砚、雘村石砚、黄石砚、祁阳石砚等。其中端砚的数量占据六成以上。端砚，因其材产于广东肇庆之端溪而得名。其石料花纹的品种较为丰富，砚材的色泽也很有讲究。清代广东砚雕艺术巧妙地把艺术和实用性结合在一起，在造型、构图、题材、立意上有新的突破，从而开辟了端砚新的艺术意境。关于后者，人们普遍关注历史上顾二娘、陈端友、卢葵生等制砚名家的品牌效应。如书中录有“端友制”的洮河石雕蘑菇随形砚。而卢葵生漆砂砚、嵌螺钿盒漆砂砚、百宝嵌盒漆砂砚等，印文皆有“葵生”字样。又有澄泥菌子砚、飞凤流云端砚、端石云月砚等有“吴门顾二娘造”等印文。 嵌螺钿盒漆砂砚 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藏 特点二：《百砚千姿》一书专设“名人铭刻”一节，收录砚84方。书中文人之砚，按铭文主题析之，可分为书案友、收藏趣、君子交、祈吉祥等，体现了清代至民国文人的书房意趣。古砚的文化内涵，因历代名人的鉴赏、使用、收藏、题咏而不断丰富。随着赏砚、藏砚、刻砚之风日益盛行，历代制砚者及藏砚者于砚田之上镂石作书、寄托情怀，谓之“砚铭”。内容既有刻砚者、赠砚者、砚主人、收藏者和鉴赏者及其彼此关系的记载，也有关于砚的产地、制作年月、流传经过和人物事迹等的描写。古代科举制度，将文房四宝与文人绑定在一起，使之成为朝夕相处的朋友。纵观文人为砚所作铭文，更多的是收藏者、鉴赏者和砚主人对砚的评论与鉴赏，赋予端砚更多的人文底蕴。如端石紫筠砚：“为艺苑之良朋，亦戎之益友。”姚元之的端石桐月长方砚：“石友石友。端方浑厚。”端石箕形砚：“文房佳友，翰墨因缘。”砚台遂从文房友，发展成为文人趣：中国古砚的收藏历代传承，从其诞生开始，便与文人雅士结下了不解之缘。清代端砚的造型和装饰与其他工艺品类一样，普遍含有吉祥的内容。这类装饰图案，大部分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如端石岁寒三友砚、端石竹节砚、端石梅桩砚、端石雕梅花随形砚等，大量运用松竹梅元素，以展示古人追求最高人生价值的愿望。而端石长方福禄寿砚、歙石雕一团和气圆砚等，证明文人们愿意通过砚台上的图案，来祈求福、禄、寿等的到来，进而表达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著录砚仅提供全部砚上信息，而不注明年代。此举可为砚台爱好者提供一个开放性的平台，自行判断年代与真伪，有利于百家争鸣。之所以如此，应与20世纪的藏砚活动深受《西清砚谱》影响有关。按照清人观念，陶质砚（其中又分为陶质瓦砚、砖砚及澄泥砚三类）先于石质砚存在：“古砚流传，大约陶石二种为夥……先陶于石……从其朔也。”砖瓦砚绝大多数是由汉魏建筑上残留的砖瓦改制而成的。因其质地坚实细润，发墨不损笔，而深受文人学士喜爱。最为著名的，便是《西清砚谱》中将未央、铜雀台之瓦及汉砖改制之砚作为汉砚置于篇首。然而从目前的考古出土材料来看，战国至西汉的砚台多以杂石制作，形态以饼圆形为主。至东汉，石砚上开始有雕刻纹饰。魏晋时，北方盛行方形四足石砚，江南地区则大量出现青瓷砚。后者多圆形，其砚足呈现由三足至多足的发展趋势。由此可知，从考古学意义上来讲，在隋唐之前，所谓秦汉砖瓦砚并不存在，它只能是后世一些好事文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再加工的特殊喜好。故清人所作“先陶于石”之论，导致了将它器当成汉器的失误。今天，人们虽然通过出土古砚清楚地看到了汉砚的面貌和特点，但一些传统的影响，以及某些收藏家的错误论点，仍不时地在砚学研究中产生着干扰作用。因此，用出土汉砚作为鉴定秦汉砖瓦砚之标准，对于明辨这种陶砚的真伪是大有裨益的。此外，本书还设“皇家御制”一节，收录11方松花石砚、歙石砚、端石砚等。其模仿主体，是自乾隆中期之后，以“玉兔朝元砚 ”为名的一份六方的御制砚：即仿汉未央砖海天初月砚、仿汉石渠阁瓦砚、仿唐八棱澄泥砚、仿宋玉兔朝元砚、仿宋德寿殿犀文砚、仿宋天成风字砚。另外还有仿唐观象砚、仿宣和虎符砚以及海天浴日砚等，皆源自《西清砚谱》所述经典砚式。 特点三：书中收录了四篇研究论文，分别涉及砚石开采、经典砚式、砚史梗概、传统文化等方面。其文化深度层层递进，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砚史的概况与发展方向。 砚石的开采，不仅劳动强度大，且有生命危险。加之砚石的稀缺，导致历代官府多对名坑实施垄断。书中有多方端砚铭文涉及端石开采的史实。故这些端砚铭文遥相呼应，更具补史意义。如郝佳雯《邱启寿及其藏砚》一文，以书中两方邱启寿藏砚为引，考证清光绪十五年（1889）两广总督张之洞开采砚石的工程，并就“砚务官”邱启寿在“张坑”开采中的个人贡献进行了阐述。“砚务官”一职，源自南唐李后主委任砚工李少微之典，张之洞因袭之。不仅如此，书中另有端石雕牛长方砚、端石随形砚等铭文，提及嘉庆初年，即丙辰（元年，1796年）到癸亥（八年，1803年），当地以肇庆知府广玉为首的，长达八年的开采“西洞老坑”的过程。由此可知，文人官僚对端砚的趋之若鹜态度贯穿清代始终。清代端石开采史，就是清代士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砚又称砚田，古人托物言志，以笔代耕，以砚为田，以抄写或绘画为生，故取“笔作耕牛砚作田”之意。陈辰《浅谈井田砚》从中国典型砚式——井田砚的历史进行考证，并对其特点、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等进行了总结。至于古砚在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和艺术特点，李宇翔通过《略论历代古砚的艺术风格、制作概况以及发展前景》一文加以简要阐述。此文不仅提出历代古砚的几大艺术特点，还对当前制砚产业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端石猫形砚 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藏 中国传统艺术追求的境界便是一种阴阳相生、对立统一的和谐之美。清代盛行随形砚。随形砚是指根据砚石的自然形态巧加设计而成的砚台。如端石猫形砚、菊花石圆池砚等，巧用石眼、石斑，对石块的外表不加刻意修整，顺其自然，因石构图，使之情趣盎然。郝佳雯《浅谈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在制砚中的体现》一文指出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在砚台中的反映，进而提出制砚美学中蕴藏的“器而不饰”“器以载道”“制器尚象”“因材施艺”“阴阳相生”五种传统艺术精神。 千百年间，历代能工巧匠与藏砚名家在制砚的实践中，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在了一方方珍贵的砚台之中，使之成为可用、可品、可藏、可诵的中华文化载体。然而仍有不少学术障碍尚未克服。一是在清代士人文化研究领域中，包括砚台在内的文具，与诗歌、笔记、书画、信札等媒介，同级并列的文献资料，尚未引起多数人的关注。二是目前对明清传世砚台的研究，虽已涉及对铭文的详尽解读，但是对于明清砚台的形制演变、制作工艺、文化属性等多个方面较少涉及。与此同时，考古出土的明清砚台资料相对较少，且不能仅仅依靠考古学研究范畴中的类型学分析，即：在对器物的形制、装饰等特征的描述基础上，进行分型并做文化性的研究。而更为棘手的是，此间砚台上的铭文，多涉及多种书体，且砚台并非一次成型，后世多有对前世砚台进行改刻、重镌的行为，故而进行较为妥帖得当的砚台鉴定，需要鉴定者具有相当的古代书画鉴定知识储备。清代作为中国古砚发展的最后一个高潮，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加之书写习惯的变化，使得这一时期的砚台发展，无论是在材质上还是形制装饰上，都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又由于清代地域辽阔，各个地区的技术传统、生活习惯有所差异，也造成了砚的形制和装饰风格等具有诸多不同，因而无论是从空间地域来看，还是从时间维度来看，清代砚台这类器物，无论从精美程度还是质量高低上看，各地域的差异性极大，难以用一个标准来进行简单区分。如若真正的“砚痴”想了解清砚的全貌，就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去了解中国各个地区的砚台流行概况，做出有针对性的案例性研究。这是一件极其繁琐的浩大工程。故而《百砚千姿》这本书出版的贡献也在于此：它无疑为读者们了解北京地区的明清古砚，以及20世纪前半期北京地区古砚收藏市场的概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书原版现藏于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是民国三十四年宣和印社钤印本，为明清及民国名家刻印谱录，共十册，按刻印者生卒时间编排，内集文彭、何震、程邃、丁敬、邓石如、吴让之、吴昌硕、赵叔孺、王福庵等名家刻印273方。     每集册首由著名书法篆刻家王福庵篆题书名，卷前均附例言。按例言所载“是谱用本社出品节盦印泥，钤印、款识又为节庵手拓，色泽鲜明，历久愈显，不爽毫发。”这份印谱或为方节盫手拓之作，钤拓精良，弥足珍贵。     我们将其中的印文和边款进行释读与整理，并辑录成册，无论是作为篆刻入门、审美提升或收藏鉴赏，都是难得的佳品。

中国的织绣艺术，是中华文明的一缕璀璨丝线，串联起千年历史的工艺智慧与文化记忆。其以针为笔、以线为墨，在方寸织物间勾勒出传统社会的礼仪制度、审美意趣与精神追求。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编纂的《锦绣桑田：织绣研究专辑》，正是一部实物研究与学术探索并重的著作。它不仅是对北京文物交流中心所藏织绣文物的系统性梳理，更是一场关于传统工艺与文化内涵的深度对话。作为一部兼具文物图录与学术论文集功能的专著，本书的出版不仅刷新了织绣研究领域的记录，更以跨学科的视角将尘封已久的织绣文物多维度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不仅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新范式，也为探索文化遗产在经纬交织中的文化传播与传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全书分为图版与研究论文两大部分，内容涵盖服饰、民俗、陈设、书画、日常用品等多个主题，辅以九篇专题研究论文，形成“实物展示——学术阐释 ”的双重脉络。 图版部分：织绣文物的视觉盛宴 图版章节以文物类别为纲，分门别类地呈现了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旧藏的148件（套）织绣精品。图版以多角度摄影呈现文物细节，辅以简明的文字说明，既满足学术研究需求，又为普通读者提供了直观的审美体验。 明黄色缎绣彩云金龙纹龙袍 服饰：从象征皇权的龙袍、补子，到民间女装、童帽、 肚兜，展现了等级制度与世俗审美的交织。图版部分开篇“明黄色缎绣彩云金龙纹龙袍”彰显着宫廷等级服饰的威严，“大红色纳纱绣蝶恋花纹氅衣”则更为全面地展现了民间女性服饰的精致多彩。此外，大量童帽、云肩、 肚兜等物件，将织绣与民俗信仰紧密结合。如“绛紫色绣虎镇五毒纹肚兜”反映了驱邪纳吉的期盼，“红地三蓝麒麟送子童帽”则寄托了生育繁衍的朴素愿望。 绛紫色绣虎镇五毒纹肚兜 明黄绸彩绣勾莲纹坐褥 (局部） 陈设：集中展现了清代宫廷贵族生活中用于室内装饰的织绣精品，涵盖了坐褥、迎手、靠背等实用性与艺术性兼备的器物。例如“明黄绸彩绣勾莲纹坐褥”以明黄色绸为底，彩绣蟠桃、寿字、勾莲纹饰，使得坐具兼具了实用功能与祝寿纳福的象征意义。“黄色缎绣勾莲杂宝纹靠背”以杂宝纹结合勾莲纹，既体现宗教元素的融合，又凸显装饰的繁复美感。 管道昇《十八尊者》册页（局部） 书画：刺绣书画与缂丝作品是用针线织就的丹青雅韵，体现着织绣艺术向文人雅趣的延伸，兼具装饰性与艺术性。如“管道昇《十八尊者》册页”用细腻的针法摹写佛教罗汉题材画作，线条流畅如笔触，展现着刺绣对书画作品的忠实再现。又如“缂丝群仙祝寿图”直接以群仙集会的常见题材，用“织中之圣”的缂丝技法，渐变色调、细腻轮廓，再现华贵又吉祥的装饰体系。 红地盘金博古花卉纹绣片 日常用品：包括了镜帘、桌裙、扇套、荷包等生活器物，揭示了织绣在传统社会中的广泛应用。例如“红地盘金博古花卉纹绣片”与“拉锁绣刘海戏金蟾纹钱荷包”，这些织绣既是实用品，亦是微型艺术品，凸显着使用者的艺术审美和织绣技艺的水平，用“小物件”揭示“大历史”。 拉锁绣刘海戏金蟾纹钱荷包 囊佩：也是织绣收藏中的一个大门类，包括扇套、扳指套、各式的荷包等等，聚焦了传统社会中的随身配饰与实用小件，是织绣技艺中的微缩乾坤，亦是身份地位与审美趣味的无声宣言。如“黑地珠绣三多纹扇套”与“红地平金花蝶纹扇套”采用了较为复杂的珠绣、平金绣等刺绣工艺，装饰以“三多纹”（佛手、桃、石榴）、花蝶纹，工艺复杂，纹饰雅趣。亦如“纳纱绣博古纹腰圆荷包”通过纳纱的刺绣方式，在透空的纱罗质地上进行刺绣，并营造博古纹（鼎彝、书卷）的文人意趣。 黑地珠绣三多纹扇套 红地平金花蝶纹扇套 布料：布料是所有织绣服饰陈设用具的基础材料，本章精选了清末织造技艺的典范之作，以缎、绒等高级织物为载体，展现工艺技术与纹饰设计的精妙结合。如“湖绿缎暗八仙松鹤延年纹料”以优雅的湖绿色为底，辅以“暗八仙”纹饰，结合松鹤、寿字等元素，构成“松鹤延年”的主题。纹饰隐而不显，含蓄又契合文人阶层对长寿、隐逸的追求。 研究论文：跨学科的学术深耕 本书“研究论文”部分一共收纳九篇论文，围绕织绣的工艺技术、社会制度、文化象征、历史变迁等多个维度展开，是本书的核心学术支柱。论文既独立成章，又相互呼应，共同构建起织绣研究的立体框架，体现跨学科方法与实证研究的结合。 缂丝群仙祝寿图 历史变迁：是九篇论文的开篇，介绍了清末开始纺织工业的现代化转型之路。《纵横纤华——我国近代纺织业的发展与传承》论文通过交流中心库藏布料与近代纺织工业的对照，还原技术演变的轨迹。梳理工业革命对传统织绣的冲击与融合，为理解近现代纺织史提供新视角。 工艺与技术：是对传统技艺的科学阐释，如《织中之圣缂丝的“遗”脉相承——缂丝工艺技法的传承与发展（结合清代藏品）》，以库藏清代缂丝藏品为例，解析“通经断纬”的独特技艺，梳理技术革新。论文中运用了显微摄影与实物进行对比，揭示其何以被誉为“织中之圣”的顶级工艺。 社会与制度：是一种对于服饰体系和陈设用度所有制度性的透视，如《清风入枕屏——清代织绣陈设与官方织染机构的设置》从宫廷织绣陈设切入，探讨清代北京宫廷织绣机构与江南三织造的运转，官方机构也在此基础上推动纺织手工艺技术的精进。 文化与象征：则是探讨纹样背后的文化背景，《如饰吉祥——民间传统刺绣纹样赏析》，大量清代民间流行的纹饰如“蝶恋花”“麒麟送子”“瓜瓞绵绵”等纹样都有其背后的隐喻系统。通过对谐音、象征、典故等文化的再创，传递吉祥如意的民间社会精神图谱。 珠子绣蝴蝶纹圆荷包 读及此书，方知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在课题开展阶段，清理了抢救性收藏的16000余件织绣文物，此前它们绝大多数都沉睡于库房中，本书首次系统整理并公开部分精品，为学界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在编辑撰写的过程中更是坚持了严谨性与可读性的平衡，在学术性与普及性之间做到了恰当结合。大量高清图版与文字说明相辅相成，满足专业研究的细节需求的同时，避免了过度学术化导致的阅读门槛。研究论文虽涉及专业术语，但行文语言准确，辅以案例分析与图像辅助，增强了可读性。并且没有放弃文化叙事的温情，以生动的笔触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赋予冷冰冰的器物以人文温度。 因为阅读门槛的降低，使得这本书的阅读群体可以做到从学者到爱好者的广泛覆盖。学者需要一手资料，深化织绣技术、纹样符号、制度史等领域的研究。文博从业者需要库藏整理经验和展览案例为文物活化提供参考。普通的历史艺术爱好者更沉醉于丰富的视觉呈现与文化解读，满足其对传统美学的探索需求。设计师与工艺师们可以打开传统纹样的大门，为当代创作提供灵感源泉。 当然，本书依然存在一些瑕不掩瑜的提升空间。例如，文物背景信息还可以更为充分，现在看来每件文物的条目仅标注名称、简略的尺寸与基本描述，缺乏流传经历等背景信息，若要进一步追溯文物源头，其信息的体量尚有些许单薄与不足。其次，对于传统工艺应该进一步进行可视化的解析，大量的针法、织造结构等，仅靠文字描述是无法展现的，若能加入大量线描图或步骤图展示工艺技法，将更利于读者的理解。第三，就研究而言，本书的地域划分较为固定，当前的研究完全侧重在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旧藏的织绣文物，研究重点全部集中于北京地区，未来可引入其他地区织绣的对比，凸显地域特色与文化交流。 缂丝“吉祥如意” 整体来讲《锦绣桑田：织绣研究专辑》，仍然是一部学术深度与文化广度兼具的力作。它不仅是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库藏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标志着中国织绣研究从单一器物考据向跨学科综合探索的转型。书中对工艺传承、文化象征、历史变迁的探讨，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新方向。正如序言所言，文物保护的终极目标在于“守护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根脉”，而本书正是这一使命的生动实践。期待未来更多类似专著问世，让传统织绣的经纬之美，继续在当代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   《锦绣桑田：织绣研究专辑》 编：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