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出土于陕西岐山的“召公玉刀”，为时任陕西巡抚的北京大收藏家端方所藏，并著录于其藏品集《陶斋古玉图》一书，后被学者更名为“太保玉戈”，因原件早年流出国外，故而拓本鲜见。史载“武王伐纣”后“封召公于北燕”，随着北京琉璃河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自西周时期开始以燕国为中心，带动开发北方的历史, 已得到学术界较普遍的认同。而新见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收藏的《召公玉刀》拓本，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为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早期燕文化、更深入地了解燕文化与其它地区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我们以相关文献为基础，梳理了太保玉戈的发现与各拓本的流传过程，在此与大家分享对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藏本所见新的认识与探究。

一、 太保玉戈的发现与流传

据记载，太保玉戈在1902年被发现于陕西歧山。即清光绪二十八年，慈禧太后为避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难而暂住西安，时任岐山县学博的武敬亭借机向慈禧请得国库专款，在岐山县城西南八里的刘家原创修召公祠，于掘土中偶然发现。太保玉戈通体为灰白色，有黑色斑点，保存状况较好，仅下刃部有小缺。此戈属直援直内戈，于近援尖处一侧长弧收向内侧，铭文在援基部，作两行，共27字。

出土之后，玉戈归为时任陕西巡抚的端方所有，并著录于其藏品集《陶斋古玉图》一书中（图1），该书成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托忒克·端方生于1861年，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官至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为清末北京地区大收藏家。宣统三年（1911年），端方在镇压四川“保路运动”中殒命，所遗诸多金石书画文物也随之四处佚散。

图1：《陶斋古玉图》中的著录页（1936年版）  

几年之后，上海博远斋的古董商人游小溪向远在美国的收藏家弗利尔力荐这件带有铭文的玉器，认为其价值连城，当属世界之瑰宝。1919年，弗利尔通过博远斋，以4000美元从端方后人手中购得此器，现藏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品编号为：F1919.13。此后，学界依据铭文与形制将此器的命名更正为太保玉戈 （图2）。

  图2：太保玉戈（现藏弗利尔美术馆）

二、太保玉戈各拓本情况

关于太保玉戈的旧拓本，现普遍认为仅存陕西历史博物馆与陕西省岐山博物馆收藏的两本，除此之外，另有陈梦家藏本，著录于其《西周青铜器断代（五）》中，但流传情况不明。

岐山博物馆藏的太保玉戈拓本，为当年武敬亭在发现这件玉器之后的初拓本，一直为其家族收藏，直到其曾孙武宗仁一代，将这件装裱过的，名为《召公玉刀图》的拓本捐献给了岐山县博物馆。该拓本装裱边际微损，画芯发黄略有污渍，玉戈拓片部分墨色清晰完整，拓片铭文以另纸拓出，接于戈阑上端左侧的相应之处。

而另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所收藏的太保玉戈拓本，为原陕西省博物馆在1962年自民间征集。此拓本呈现出长卷的装帧形式，引首处空白待题，玉戈墨拓部分横置居中，铭文部分以另纸拓出，并附于戈刃部缺口上端，后为民国陕西杨调元先生的千字跋文。杨调元（1855-1911），字孝羹，一字和甫，清朝贵州贵筑人。历官户部主事、陕西长安、紫阳、华阳、宝鸡、沔县、富平等县知县，华州知州。平生嗜书史，勤纂述，擅长篆书，古朴典雅，刊有《驯纂堂丛书》。文中所录内容应为目前所见最早有关太保玉戈的释文，跋文中不仅对玉戈的形制和发现过程进行了记述，更据此考证出了玉戈的时代归属及用途。

图3：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藏

《召公玉刀》冯汝玠题跋本

   图4：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藏

《召公玉刀》冯汝玠题跋本（局部）铭文墨拓

而本文中所重点研究的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藏的太保玉戈拓本（图3），此前还未曾被学术界所关注，也并没有相关的研究记录。该本品相完好，装裱为立轴形式，器物旁另附了清晰的铭文墨拓一张（图4）。跋文为民国年间金石学家冯汝玠所书，先生于画面右上方题写了“召公玉刀” 四个篆书大字。并在所临摹铭文的左侧题道：

“右刀铭三十字（作者按：今释为27字），器为武敬亭修召公墓所得，后归陶斋（端方），今不知所在矣。百（旧通“伯”字）川兄属（旧通“嘱”字）题，因为录其文，惟（文中）汉下二字不可识。壬申四月志青汝玠。”下钤 “志青”朱文印。

由跋文可知，其曾为民国年间北京琉璃厂尊古斋古董商黄伯川收藏。黄浚（1880～1952），字伯川，以字行，别署衡斋。湖北江夏人。十余岁至京师，曾入洋务学堂“同文馆”就读，通晓英、法、德多国语言。宣统二年接管家族在北京琉璃厂开设的尊古斋，经手的古器物品类繁多，尤以古玉、甲骨、青铜器、印玺为精。辑有《尊古斋古鉨集林》、《古玉图录初集》、《衡斋藏印》、《邺中片羽》等书。

在黄氏邀请之下，壬申（1932年）四月，冯汝玠临摹并题跋了玉戈的铭文。冯汝玠（1873～1940），字志青，自号环玺斋主人，浙江桐乡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为民国北京地区研究金石文字、甲骨目录学的名家。著有《文字总枢》、《文字形义总元》、《说文举例》等，并撰有《续修四库全书》金石类图书提要。其所临铭文为：

从拓本可以看出，玉戈之上所刻的铭文排列和间隔不甚规整，铭文的笔意也与周原一带出土的甲骨文字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玉戈拓片上的铭文笔划细如蛛丝，即使借助于其他工具，有些字也不易看得真切。能够将此难辨之铭文进行临摹，冯汝玠先生在金石学及书法上的造诣可见一斑。由文中最后一句“壬申四月志青汝玠”可知，其题跋的时间是1932年4月，早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拓本中杨调元先生抄录时间。学者冯汝玠不仅临摹出了细小难辨的铭文，更将此件玉戈的相关轶事进行了补充记录。

由此可见，此拓本曾经民国时期北京琉璃厂尊古斋古董商黄伯川所收藏，为目前在我国所能见到的太保玉戈拓本实物的第三件。而此件拓本的收藏与题跋，不但能够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丰富，更是一件对于民国前期北京地区古玩行业的历史发展与学术交流的旁证（图5），故此本足可称善。

  图5：冯志青题《北京地区古玩业者与收藏家合影》（上世纪三十年代摄，前排左二为时年6岁的冯志青，后排左四为时年51岁的黄伯川）

三、对于太保玉戈铭文的梳理与研究

自太保玉戈面世以来，便有多位学者围绕其形制、时代、用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民国时期，陈梦家先生在美国曾对太保玉戈实物进行了鉴定研究，并根据其所藏拓本与实物照片（图6），释出此戈的铭文为：“六月丙寅，王才豊，令大保省南或，帥漢造官，南令厲侯辟，用鼄走百人。”的27字铭文，并据其中的“或”字被刻损的现象，得出了所刻铭文早于玉戈纹饰的发现。

上世纪七十年代，李学勤先生在美国访问时也曾在佛利尔美术馆对此玉戈进行了研究。李学勤（1933年3月28日—2019年2月24日），出生于北京，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教育家，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进一步将其铭文释读为:

1986年，学者庞怀靖在对岐山县博物馆所藏的武氏拓本进行研究，释读出的27字铭文为：

同年，李学勤先生再次对玉戈原物进行鉴定后，将研究中的新发现撰文发表在《海外访古记（五）》一文中。

图6: 太保玉戈铭文      

图7：太保玉戈铭文拓本与临摹

1993年，学者徐锡台、李自智将岐山博物馆所藏的武氏拓本上的铭文部分拍照放大，并将铭文摹本临出（图7）

综合晚清以来多位学者的研究，此件太保玉戈铭文的大意是：丰镐（周王朝的国都）的周王在六月丙寅这一天，命令太保（以官职指代召公）巡省南方诸國，召公循汉水而下，封赏了有功劳的濮侯。濮侯遂将此件玉戈作为听命于周王朝的象征物进献给了召公，有百人参与（之规模）。从形制上看，这件玉戈本或商代玉器。濮人参与了周人灭商的战争，玉戈可能作为战利品为濮人所获。在召公巡省时，濮侯借援立之机，将其进献给召公。召公命人刻铭以记此事，后来又以之随葬。

四、召公奭与燕国初建

由前文可知，太保玉戈原属召公所有。召公，又作“邵公”、“召康公”、“太保召公”。姓姬名奭（音“事”），周王的同姓宗室，因最初采邑在召（今陕西省扶风县东北），故称召公。据《史记·燕世家》记载：“周武王之灭纣, 封召公于北燕。”召公曾辅助周武王灭商，被封于燕，是后来燕国的始祖。周武王驾崩后，周成王年少继位，召公任“太保”一职，主要负责“教养天子于德义之职”，与太师姜太公望、太傅周公旦并称“三公”，成为周初建国的三大名臣之一。但由于当时姜太公居齐，周成王左右实际为周、召二公辅政，洛邑东都就是由召公策划而营建；之后，召公与周公分陕（河南省陕县）而治，政绩斐然。《诗经》中的《召南·甘棠》诗篇，便是歌颂召公遗爱于民，成为了千古美谈。召公十分长寿，是周初唯一经历过四朝的元老。据董作宾考，召公大约长寿达一百一十岁。

据史料记载，在任期间，召公奭屡次帮助周王公平定叛乱。召公北伐的军队曾进攻到今北京境内，并命令箕子，带领部队穿过辽西走廊，进入了东北地区，不断追击逃散的殷商叛军。随后，为了稳定北方统治，召公被封于“燕”。在当时，燕地虽属于北方边远地区，但却是北方各民族南下的交通要道，对于周王朝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域。

图8：首都博物馆藏 克罍        

图9：首都博物馆藏 克盉

1986年，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1193号大墓的考古发现中，克罍、克盉（图8、图9）的出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两件器物上出现了一段相同的铭文：王曰：“太保！佳（唯）乃明乃心，育（享）于乃辟。余大封乃育（享），令（命）克侯于匽（燕）。事（使）羌、页、□。平（与）驭（御）敞。”克来医（燕），入（纳）土□又（有）嗣（司）用乍（作）宝尊彝。铭文大意为：成王封召公长子姬克赴燕就封为侯，管理土地和各个机构。该铭文与《史记•燕召公世家•索引》中所载，召公由于在朝中辅佐周王，身肩重任无法前往，遂“以元子就封”的史料得到了相互印证。

然而，根据这一段铭文，很多学者就此认为召公在被封于燕之后，并未曾来到燕国，只是让其长子就封。直到2021年，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1902号墓出土的一件带有铭文的青铜卣（图10），颠覆了以往人们的认知。此卣上刻有铭文：“太保墉匽，延宛匽侯宫，太保作册奂贝，用作父辛宝尊彝。庚。”铭文中的“太保”即召公，“墉”译为筑城、修建之意，“作册”为商周时期史官的称谓。铭文译为：“太保召公在匽筑城，随后在匽侯宫进行了宴飨。太保赏赐给作册奂一些货贝，奂为他父亲铸制了这件礼器。”由此铭文可以得知，燕（匽）城实为召公奭所亲自修建。也就是说，最早的燕城，其实是在召公奭的亲手策划下建造完成的。可以说，正是召公奭卓越的政治才能、丰富的治国经验与北伐南巡所积累的广博见识，为燕国日后发展跻身为战国七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10：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1902号墓出土青铜卣

随着北京琉璃河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自西周时期开始以燕国为中心，来带动开发北方的历史, 已得到学术界较普遍的认同。而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所藏的这件太保玉戈旧拓本，为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早期燕文化、更深入地了解燕文化与其它地区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